人教版教科书的事情，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想起“人民教育出版社”这几个字，还是当年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不禁返回头又扒了扒人教社初建时的历史。

毛主席题写的社名

说实话，那些日子里，此社还是有很大贡献的。但越是和过去对比，就越是对如今存在的问题痛彻心扉，越是觉得他们对不起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七个字。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摊子烂到超乎想象

刚刚建国的时候，全国的教育底子有多烂？看看这样的统计数字吧。

1949年，全国80%的人都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北京怎么样呢？按说是大都市呢，但是，北京也是一滩烂泥。别说刚解放的时候，就是到了1953年，北京的高中生毕业考试，居然有70%的学生不及格。小学生还好一点，毕业考试有51%的学生不及格。

放眼全国呢？全国的学生中，科科都没考到40分的学生，你猜有多少？——46%！科科都没有考到20分的学生有多少？——23%！

看到这样的数据，现在的学渣们，是不是可以骄傲地抬起头来了？

而且，那个时候的教育界，还没有指定统一的课标、课程、教科书，这也是和全国解放形势有关。各个省份解放的时间并不一致，导致教育的起步和基础也参差不齐。

由于战争原因，解放初期，新中国其实是分成了六大区——东北区、华北区、华中区、西北区、西南区和中南区。各个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实力强弱对比明显。这就导致在教学上，各自执行各自的标准。

咱们这篇文章重点谈教科书，就以教科书为例。

当时全国的教科书也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是沿用延安的教材，革命性极强，很有地方特色，但是知识性差一些；一类是沿用民国的教材，知识性够用了，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流毒严重；还有一类是仿照苏联教材，革命性和知识性都具备，就是还有些“水土不服”。

当时的出版发行也没有统一的机构，各自为战，还有不少私营公司参与出版发行教科书和读本。教科书的内容因此五花八门，课程不一样，知识点不一样，文章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传播的思想不一样。

比如，沿用延安的小学国语课本教材中，就存在狭隘的农业生产观念，这套教材偏重于农村，忽视了城市需要。58课的劳动生产内容中，描写农业生产的有44课，占了76%。而描写工业生产的只有14课，仅占24%。整套教材中，一共有380课表达了对农民的赞扬，而只有3课对工人点赞，这比例实在不平衡啊。

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基础教育的开展，也造成人财物的低效率和大量浪费。还有甚者，一些公司把教科书当做牟利的产业，从中大饱私囊。

这怎么得了？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立国的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说这话的人，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

这句话说到根儿上了。

陆费逵

对于新中国来说，刚刚立国的那几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稳定人心了。稳定人心靠什么，靠得是迅速培养起全国各色人等的社会认同感，特别是年轻的下一代，而这正是教科书的基本功能。

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要通过教科书来控制意识形态，教导下一代拥有国家信仰。

别听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宣扬言论自由之类的鬼话，在教科书问题上，他们比谁都重视。不信，听听老外教育家Apple 在1979年的话——教育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事业，它扮演着阶级关系中政治、经济、文化再制的有力行动者，在性别关系、种族关系上也是重要的影响力量。

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对自家的教科书看得严实，对殖民地教科书更是不放过。要命的是，他们还真的说到做到。

所以，一个隐形的忧患，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教育界，利用教科书已经潜移默化地毒害了一批青年。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很大一部分学校接受外国津贴，其中高等学校20所，学生1.45万；中等学校514所，学生1.6万；初等学校1133所，学生18.8万。

这些数字，真是触目惊心！这些学生们就是接班人，将来都是要成为国家方方面面的骨干，思想被西方洗脑，后果极其严重！

二、 毛主席全程引领教科书编写

有鉴于建国之初的教育乱象，毛主席对教育之事早早谋划在胸。新中国颁布的《共同纲领》中，给教育工作定了调子——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该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人民政府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教改”从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而且整个新中国发展历程也是教改不断推进的过程，尤其是建国到文化浩劫之前的这段时间，教改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几乎没有停顿。

而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心系教育，念兹在兹，全程指导了教改。

这其实很符合毛主席的行为风格。

青年时代探索救国路径时，毛主席曾立志教育救国，立志做一名教员，他的第一份职业也是小学教师。

当教育救国之路不通，被逼走上革命之路，他似乎时刻都没有放松教育这根弦，也靠着高效的教育手法，培养团结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同仁。

要说起办教育，毛主席可是行家里手。他办过农民夜校，办过工人夜校，办过讲习所，办过抗大。对怎么编教科书、怎么安排课程、怎么讲课、怎么建议教学效果等等这一套，真是门清得很。

晚年的毛主席，曾经表示——四个“伟大”称呼中，只有“伟大导师”还能接受。可见，毛主席对教学育人的念念不忘。

所以，毛主席对教改的每一步都很关心。

在1950年12月8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社名。

毛主席

1952年6月14日，毛主席收到北京市委一份报告，报告说——北京市私立中小学多数学生交费困难，生活也比较苦，目前的助学金和减免费办法，还不能解决问题。毛主席立刻批示——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毛主席批示后，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4年，全国所有的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管，改为公立。

1953年5月，毛主席听教育部汇报时，了解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只有30多名编辑，大为惊讶。毛主席说——这么重要的工作。30个人也太少了，300人也不为过！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也要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

毛主席当场指示中组部，立即安排抽调得力的专家充实编辑队伍。在毛主席的关注下，30人的编辑队伍很快扩充到150人。

1957年3月，根据中学政治课取消后出现的负面效应，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等人，信中提出——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

同年，毛主席在和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中，谈到了全国统一教材的优缺点时，说——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是否合适？江苏和湖南的情况就不一样。随后，教科书打破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根据各地特点，出现个性化的教材。

毛主席

1964年初，有的地方反映，第四套全国统一教材，内容比较深，教师的任务太重。根据这样的反映，毛主席专门召开春节座谈会，会上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同年的7月，毛主席看到一份报告说——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情况下降。毛主席随即批示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从毛主席的各种指示批示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培养下一代真是很上心的。

三、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道即巅峰。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诞生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叶圣陶

前面说到，建国之初，六大区各干各的。

华北区是六大区中实力最强的。1949年4月，华北区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行中央教育部的职权。

当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叶圣陶，副主任委员是周建人和胡绳，委员有金灿然、宋云彬、王子野、叶蠖生等一大批文化界大咖。

东北区则在自然科学上占有优势，因为它是从苏联直接借鉴过来的教学内容，后来人教版的第一套全国通用中学数理化课本，就是以东北区教材为蓝本。

而华东区则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他的西北区、西南区、中南区，相比这三个区要落后得多。这三个区的教材，通常是直接使用或翻印华北、东北或华东的教材。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横空出世之前，出版教科书离不开新华书店和那些民营书局。

新华书店的成长，也离不开毛主席的关心。

周建人

新华书店是1937年4月24日成立于延安，隶属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1939年9月1日独立出来，隶属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

毛主席也专门为新华书店题写了店名，新华书店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到建国初期，新华书店已经发展了735家分店，8100多名职工。

但当时，新华书店一家并不能完全占有教科书市场，同时存在的还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庄书店、开明书店等一批很有实力的民营书店。

为了初步统一教科书市场，中央成立了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其中，公家性质的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占四分之一股份，其它民营书店但四分之三股份，担负起全国出版发行任务，填补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前的空窗期。

这其实是在为统一教科书市场做实验，趟路子。

陆定一

1949年10月，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召开，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

1949年11月1日，出版总署成立，主任胡俞之，副主任叶圣陶和周建人。

同年的12月3日，在新中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说——这是摆在我们全国教育工作者面前，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

马叙伦

马叙伦说的任务，就是教科书的编写。

1950年12月8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横空出世。它的成立，就是专门负责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届领导班子，是超级强大的。

社长叶圣陶，副社长柳湜。社务委员会9个人，分别是叶圣陶、柳湜、刘皑风、宋云彬、朱文叔、金灿然、吉少甫、曾世英、魏建功。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百度一下，这几个人都是什么级别的大咖。

自这一天起，原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一起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出版工作归于统一。

胡绳

1951年，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一共35种93册，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38种85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刚一出道，就登上了巅峰。

四、 那时的教科书是怎么编写出炉的呢？

那时候，人民教育出版社不仅有实力，而且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出版社，还真对得起毛主席题写的社名。

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兼任社长和总编辑，从上海调来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老党员、教育家戴伯韬，担任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

戴伯韬

另外还有吴伯箫、巩绍英、吕叔湘担任副总编辑。各个学科的教材编写队伍基本成型，学术实力雄厚，很快就成为全国核心。

教科书是怎么编写出炉的呢？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步是总编们先定下编写原则；

第二步召集有关编辑室，制定编辑计划或者提纲；

第三步召开老师、专家和业务部门等不同层次的征求意见会；

第四步修订计划和提纲，继续会议讨论或下基层蹲点调研；

第五步编辑们撰写初稿；

第六步初稿提交编辑部讨论修订；

第七步修订稿提交教育部审阅；

第八步教育部过审定稿，决定出版。

而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比这个流程复杂的多，会反复地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吴伯萧

为了保证教科书的质量，叶圣陶会亲自参与每一科、每一课的编写。叶圣陶会经常召集副总编、编辑室主任、责任编辑等人，到他的办公室围坐一圈，对着书稿逐章逐节、逐段逐句的通读。大家随时插入议论，提出问题，从教科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程度的深浅、分量的轻重，直到标点符号，一个一个的，认真斟酌，仔细推敲。

老编辑王宏志回忆说——那时候一本历史教科书，要讨论两三个月，从选材、结构、内容，要逐字逐句的讨论。这种讨论十分认真，每一条史料，每一个词，每一个标点，用的合适不合适，都要讨论。

这种教科书的集体讨论制，后来发展成为“三审制度”，也就是说编辑部内的正副总编辑初审，然后是教育部的专门审查组复审，最后是教育部主管副部长审核批准。

吕叔湘

这次网络教科书风波是由于插画引起的，那时候的插画是怎么弄得呢？

简单地说，就是全国统一。

1956年5月，在上海专门成立了教育图片出版社，由新华书店、大中国书局、北京书店等合并组成。这个出版社归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它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为教科书制作插图、教育图片和画册。

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教改一直在路上。

1960年10月，教育部又专门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审领导小组，同时受中宣部领导。

同一年，在新编十年制中小学教材时，专门聘请了一批专家作为审查顾问。

她们是林默涵、何其芳，吕叔湘，王佐良，许国璋，赵访熊、华罗庚、关肇直、丁尔陞、严济慈、郝执斋、张子高、张青莲、王序、徐光宪、谢光杰、贾宗智、过兴先、汪仁、程照轩、范文澜、翦伯赞、吴晗、杨向葵、白寿彝、尹达、刘大年、竺可桢、黄秉维、侯仁之、郭敬辉。

1962年，在十二年制教材编写过程中，又聘请了一大批专

家对新编教材把关审阅，除了两年前的专家外，还增加了一批专家。

他们是魏建功、王力、刘世沐、赵绍熊、初大告、李秉汉、周珊凤、刘泽荣、赵洵、曹靖华、周培源、李亭芗、王竹溪、朱正元、张江树、戴安邦、周建人、高士其等人。

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动手编写教材之前，会用相当多的时间，去调查研究和学习讨论。

老编辑梁英豪的回忆说——1965年，我们做了三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一次是，在上海嘉定县马陆公社，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第二次是在通县的泽里大队，调查了一个月。第三次是在广东新会县荷塘公社，调查了三个月。调查的中心内容是，参加农业生产需要哪些化学基础知识和技能。

王宏志回忆——那个时候，编书提倡调查研究，像我这样没有在师范大学读过书、实习过的编辑，更需要在学校调查蹲点。有一次，我们去成都，在一所小学蹲点长达三个多月。白天去学校听课和老师学生座谈，晚上去家访，回来还要整理调查材料，经常到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

老一辈的编辑们，就是这样为教科书呕心沥血。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浩劫之前，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共出版了四套中小学教科书——1951年版、1956年版、1961年版、1963年版。第四套教科书使用后，按照毛主席压减课程的指示，又再度修订，但是最终没有付印使用，浩劫就开始了。

结语

回顾一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红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初党和国家，特别是毛主席对教育、对教科书的重视程度。

毛主席说——教科书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的大问题，不能有半点差错。

毛主席

毛主席说得对啊，真的不能有半点差错！

所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不停地摸索，不停地根据国情变化调整修正教科书的内容，为建国初期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说实话，功不可没。

尽管，后来毛主席也发觉，全国各地教育水平发展极不平衡，靠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统揽教科书，也有照顾不周的毛病，开始适当放开教科书出版市场。

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全国来说，特别是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中仍然是实力第一，到如今也一直占据半壁江山。

但是，现在的教科书却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而且为害十年之久。不知道那些老编辑们作何感想，不知道新编辑们如何每天看着毛主席的题字而不脸红。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

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被资产阶级同化、洗脑、俘虏的知识分子，却大有人在。如果这些人占据了教科书出版的阵地，对下一代的教育真就岌岌可危了！

面对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人等该好好反思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