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每次发稿前，编辑部最纠结的两件事：

一个是多少朋友能打开这篇文章，所以得挖空心思想标题。

另外一件事，就是想朋友们读到哪个位置会跳出。

我们是在用万字长文，去和眼花缭乱的短视频抢时间，很难。

但今天的故事有些特别，需要大家耐心看完。

因为只有看完，才能了解故事的全貌，才能解答前面的一些困惑，才能更好理解故事讲述的意图。

就像打开一部电影，不看到最后，根本不知道谜底是啥。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

母亲租了一张单车，简单的行李放在车筐里，我坐在车前面的横杠上，母亲背着两三岁的妹妹坐在单车的后座。

租单车的人骑了六七十公里，从农村的小路上走，把我们送到邕江边。

我们在江边的客栈住了一晚，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上了大船，一天一夜后到了南宁。

母亲原想从这里转道回湖南老家，

但母亲在这里停住了脚步。

她用一枚金戒指，在南宁的津头村开了间饺子铺，落脚谋生。

那是1955年，我8岁。

我对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也没见过他的照片，就追着问母亲，父亲去哪啦？

母亲一个妇道人家，战争的东西也不懂，讲的多是她自己的事情。

母亲对我说，湘女多情，爱上我父亲之后，她从衡阳跑去贵州找他，后来跟着到了广东。

我那时也小，心里只是好奇，一个湖南女子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广东人？那么远。

想到母亲长得那么好看，父亲一定也是个大英雄吧，不然怎么会嫁给他呢。

母亲叫蒋淑云，家是湖南零陵的，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从小都有仆人侍从照顾她。

母亲家里在农村有田，在县城里有生意，有卖布的，有卖盐的，有卖酱油的，好几个铺面，几乎整条街都是他们家的。

母亲的大哥负责街上的生意，二哥就管理家庭多一些，她还有个大姐，13岁出嫁，生了7个男孩2个女孩。

而母亲，过得就好像是红楼梦里面的生活，在家里就是打牌看书玩乐。

她的爸爸妈妈还有兄长都宠爱她，放她到处跑，她从小就乐天派，喜欢一些新的东西，在长沙读的初中高中，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

到1937年，母亲就认识我的父亲了。

父亲叫容定华，广东灵山睦象村人，毕业于广州黄埔军校第12期炮科。

抗战爆发后，他常到湖南零陵工兵学校、第五军荣一师驻地教书，就认识了我母亲。

我父亲也是长得不错的，穿着军装、皮鞋，非常帅气，父亲对母亲也是一见倾心，母亲下馆子打牌看戏，我父亲都陪着去，最后追到了母亲。

我母亲的家人都不让她跟军人恋爱，今天生明天死的，可怎么都拦不住母亲。

等长沙会战打起来，父亲跟着部队也撤到贵州，母亲就经常跑到贵州去，有时在那里一玩就不回来了。

到46年，母亲就怀上了我，后来跟着父亲到了广州，住在军营里。

47 年8月 23 号，我在广州出生，不久我的妹妹也出生了。

我听母亲讲，父亲在部队出操时，我还是小小的一个孩子，才两三岁，也跑出来跟着部队出操列队。

到了1949年，父亲从部队退役，脱下军装，带着我们回到老家灵山。

老家也很大的，记忆中，房子大概有大半个足球场这么大。

但已经没什么人住了，爷爷奶奶都已经不在了，就剩一个大妈带着我大姐，还有四五个长工守着偌大的房子。

是的，父亲在老家是结了婚的，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们回去的时候大哥不在家。

母亲跟大妈性格倒是合得很，从没有吵过架，就是不在一起吃饭，因为口味不通。

母亲每一餐做饭都要放辣椒，因为湖南人离不开辣椒，母亲一炒菜，周边的人都闻到那个辣味了。

有一天，广州的解放军突然来找父亲，说缴获了国民党很多大炮，知道我父亲是炮兵出来的教官，让父亲去帮检验一下。

父亲就带着一个警卫去了。

从此以后，父亲就消失了。

到土地改革，我们家肯定是逃不过的，父亲不在，母亲和大妈少不了受牵连。

印象里他们把我母亲绑起来，吊起来，估计也打骂了。

后来母亲就搬到镇上去，在姑婆家里住，可能是身上还有点金戒指，摆了个小烟摊，靠卖香烟照顾我们两兄妹，很艰苦。

母亲后来说，她想过跳河自杀，但是为了两个孩子，挺了过来。

富家千金，远嫁千里，二十多岁丈夫还消失了，这日子肯定是难熬的。

坚持到1955年，母亲就想带着我们回湖南老家，没想到中途留在了南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我们当时住的地方还是个小山村，靠近广西革命大学，现在是广西医科大学。

那个时候社会物质条件很落后的，母亲虽然开了个饺子铺，但生活也很艰苦，有时候还到附近的菜市场、学校食堂去要剩菜剩饭回来热着吃。

饺子铺的小店其实就是在稻田旁边搭了一些木头，上面盖的草，天上下雨，里面也下雨。

在附近广西革命大学上学的解放军干部，常常来店里吃饭。

其中有一个姓倪的解放军叔叔，三十来岁，是南下的北方人，讲普通话，和广西当地人语言不通。

那时候，我妈妈才二十多岁，长得大气又好看。

这个叔叔就和妈妈在一起了，57年母亲生下第一个妹妹。

继父曾经是第四野战军的，参加过三大战役，一直打到南宁解放堂里。

他从中国人民解放军13兵团到了龙州公安大队，然后又调到广西商业厅，可能当了个科长。

为了提高文化，就被派到广西革命大学读书，这才跟母亲相识。

结婚后才知道继父性格不好，没什么文化，老是想着之前打战吃苦，现在只想大吃大喝，不仅借别人家的钱，后来还贪污买了一辆单车，被劳改了三个月。

我母亲刚刚生下小弟，还得去牢里看他。

他还经常打我，我想着毕竟也不是他的儿子，心就不在这个家里，经常在外面学画画、玩，晚上也不回家。

每次我一回家，家里就是母亲和继父在吵架。

我在家睡觉也很惨，都没有床，就睡在一个台子上。

所以继父一打我，我就跑出去流浪。

最长的一次，我流浪了一个礼拜才回家，母亲就抱着我哭。

每次我跑出去之后，母亲都会去找我，怎么都找不到我。因为我不是睡公园，就是睡同学家，居无定所。

我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有教养，从不会跟外人吵架，也不跟别人计较。

但她为了我，不仅和继父吵架，也经常跟继父干仗。

那时候我就想，我的亲生父亲会是什么样呢，肯定是个大英雄吧，不然母亲怎么会爱上他呢。

1957年的时候，母亲不开饺子铺了，到一个巷子里参加妇女的车衣服厂。

一开始只有12个人，12部缝纫机，全在厂里面车衣服。

母亲车东西很好，经常得到表扬，一个月有二十来块钱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把一个家料理得井井有条。

母亲小时候没吃过苦，妹妹去要零花钱她都给，知道我热爱美术，找她要钱买原料，她也尽量给。

母亲还叫我一定要学好，教我们善良，不能去打架，不能去偷东西。

男孩子嘛肯定也调皮，我如果去打架，打赢了回来也要挨打。

母亲在教育我这点上，一点也不含糊，稍微做错事就真的揍你，拿手打，拿擀面杖打。

母亲一打，我马上就跪下，跪了认错了就不打你了。

我感觉母亲是鼓着一股劲，想要给我那失踪的父亲，照顾好他的骨肉。

可父亲到底去哪了呢？

对父亲，我心里会偶尔想想，因为没印象，想得也不具体，我每天想的还是如何过自己的日子。

我经常跑出去，十天半个月不着家的。

大概是6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家去，母亲悄悄告诉我，我亲生父亲找来了。

说是父亲去了香港，这次是偷偷回大陆来的，躲在战友家住，找到了母亲，想把我带去香港生活。

母亲这边也成家了，有三个孩子，母亲是走不了的，只能把我带走，可惜找不到我。

我也没有亲眼见到，也不知道母亲说的是真是假，也没啥证据。

反正这事对我也没有实质的改变，也就过去了。

到64年的时候，母亲和继父终于离婚了，继父丢下两个妹一个弟给我妈抚养，他自己搬走了。

其实也是他们愿意跟着母亲，因为跟着继父连饭都吃不上。

我很早就不经常在家，所以也并不关心他们离婚的事情。

只是再回家以后，家里就安定了，没有人跟母亲吵架，母亲埋头苦干去车衣服养活我们兄妹5个。

那时，我在南宁二中读完了初中，想要报考广西艺术学院附中。

我从小就喜欢艺术，虽然是自学，但是也曾在社会上跟那些老大哥学画画、学美术。

报名的时候第一页，填家庭成分，父亲职务一栏，我回去问母亲，就老实填了国民党伪军官。

我连伪军官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结果自然是不予录取。

读不了高中，1965年，我到七塘附近的伶俐插队，那是南宁市团委办的农场。第二年，妹妹也插队下乡。

农场一个月的生活费刚刚一块五，买一碗粉都要一毛五，母亲经常给我两三块钱帮补，那已经很多了。

她还托人带一些猪油和酱油给我。我用这些猪油渣，就着南宁酱油吃点青菜，饭就很香的。

晚上睡觉时，我突然很想母亲。就偷偷回家去，母亲一见我就哭了，我也哭起来。

她说她晚上睡不着，想着我，感觉我在农村不太好，很担心我。

母子间像有一种灵性，虽然相距很远，彼此还是心连心的。

我在的农场大概有 500 号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家庭出身不好。

我们出身不好，但也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都满怀革命热情，在农场里真心想改造自己。

我最擅长的是画画，受苏联列宾等现实主义画家的影响，就想通过画好人物来表现这个新社会。

可农场就是学习种板栗树、种果树，对我来讲没什么味道。

偶然一次机会，我看到了昆仑关的资料，知道那是一场民族战争，就开始研究。

开始还想问，昆仑关在哪里，后来才知道就在我们农场的西北边，离我们大概走一天半的山路。

我偷偷跑去昆仑关调查研究，那时不敢透露目的，借着玩的名义，约了其他的插队同学，一起走路去昆仑关。

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整个昆仑关很惨淡，一片荒凉肃杀。

好在当地人都保留着这场战争的记忆。到67年，很多红卫兵经过昆仑关，当地农民拿着棍子拿着锄头在昆仑关站岗，不准红卫兵去破坏。

我对昆仑关的情感很特别，昆仑关的存在，证实了父辈参与过的民族战争，他们是在这里打的日本人。

见到昆仑关，好像离父亲更近了。

到1969 年，农场解散，我就下乡到附近的农村。

刚到农村时很奇怪，晚上总有一些老乡跑来找我，跟我聊天。

后来一打听，这些“坏家伙”都是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是后代，就来找我。其中有个姓陆的，花名叫大脚八，这个人粗粗壮壮的，当时也有五六十岁了。

他经常来找我，一聊聊到晚上 11 点钟，然后才走。先是摸底，只拉家常。

熟悉后才得知，这个大脚八参加过钢七军，隶属于 11 集团军。

在河南、安徽、上海都做过战，在上海的时候，跟日本人肉搏战，一个晚上下来，一整个团都不见了，连团长都牺牲了。

上峰觉得这样打下去，中国军队可能就没有了，要快点转移，所以 11 集团军188师、135师、131师，三个部队全部回广西招兵。

他们回到广西，结果那年是1939年，他们又遇到了日本人从北海登陆占了南宁，然后占了昆仑，大脚八又参与了昆仑关战役，也是肉搏呀。

他讲了很多，很激动。

大脚八人长得高大，使用篱笆跟牛的时候，篱笆在他手里面就好像一个玩具一样，那个牛也是很小。

他经常帮我，村民杀猪的时候叫他过去，他也偷偷割一块肉给我。

相处多了，发现这些坏分子，其实都是普通的好人，很多不是自愿当兵，有被绑去的，有的是顶替其他人，但上了战场那都没话说，很勇敢。

他们五官长得很端正，身体很健壮，谈吐也有文化，就算在农村干活也很有礼数，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豪气。

看着他们，我也在想，我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呢？

70 年，我到了村对面的糖场当车工，一个月有30块钱，生活就好多了。

干了半年，又去小学里面当图画老师，后来到初中里面当老师，还被借调到县里文化馆创作。

我的速写很好，因为我是比较勤奋的，从农场开始就不停地画画。

县文化馆派我到生产队里面采访，叫我去描写一些“老愚公”。

我与那些抗战老兵接触之后，就想去画他们。

他们也像平常人一样去干活，踏踏实实的，做工很卖力，和愚公没啥区别

农闲的时候，他们也会领我到昆仑关去，带我走一下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我更想把他们的内心世界画出来，还想通过他们来表现那一场民族战争。

到75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在工厂做车床工人，那个时候我的画已经小有名气，经常给报纸投稿画插图，有稿费。

有的时候到电影院帮别人画广告，还帮他们画毛主席像，五层楼这么高，挂在火车站上，都是我一个人画的。

我母亲见了高兴，我自己也高兴啊。

当时母亲车衣服的工资还没涨，我能弥补母亲十来块钱。

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住在一间9平米的小房子里，转身都没有办法。

我回城后，每天看母亲在这9平米的小屋忙进忙出，也想为母亲画一张肖像。

我让母亲就坐在门口，阳光照进小屋，我就坐在对面，隔着一米多的距离画她。

我一面画她，一面观察，觉得母亲的眼睛很美。

心想，难怪我这个父亲会爱上我妈妈。

我母亲的鼻梁高，大眼睛，鹅蛋的脸型，年轻的时候好活跃，很调皮。爱唱花鼓戏，头发披开来的，像个明星一样。

我就在画面上表露我妈妈的眼睛、嘴巴、鼻子。

我妈妈也看着我，嘴唇往上翘起来，流露出那种慈爱，爱她自己的子女。

她其实心里面骄傲，这个儿子很有出息。

所以我也把这种感情画在画面上，通过颜色来表现我的母亲。

画母亲的时候，我内心也很辛福。

我可以说一直在流浪，但有母爱，有这9平方的小屋，我就是有家的人。

1981年8月，我突然收到广东老家大姐的信。

我才确定，父亲真的还活着，就在香港。

原来大姐从六十年代就与香港的大哥通了信，联系上了父亲。

他们还从香港寄东西回来给姐姐，结果在广西日报社工作的姐夫，也被下放到县里的公社工作，就是因为这层海外关系。

有了前车之鉴，大姐很谨慎，就没告诉我父亲的事，不想让我因此受连累。

这么多年过去，两岸已经有老兵回来了，大姐觉得我们可以和父亲通信了，这才来信告诉我。

我拿到父亲的地址后，立即写信给父亲，说我现在知道你在香港了，母亲很想念你，我也想你。

我心里真心想写的是，我从小都没得到你的父爱，很多话提起笔就写不了太多。

信发出后，没想到几年过去都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我又忍不住写了很多信寄往香港。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香港来信。

信是哥哥转寄来的，是父亲给我的亲笔回信。

父亲写到，已经知道你们兄弟通信了几年，但是你哥哥一直不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

后来我知道，父亲和大哥在香港的父子关系也很紧张。

父亲和嫂子的关系不好。我父亲是军人，也是读书人，爱好摄影，喜欢出去玩。我嫂子是广州农村的，看不惯父亲很多生活习惯。

另外，父亲整天想着我的母亲，大哥一直不愿意认我母亲，更担心我们联系上后会去香港生活。

和父亲恢复通信后，父亲写信教训我，说我给他写的信像他的长袜子，又臭又长。

小时候他没教育过我，现在我都三十好几的人，父亲却像教育小孩子一样教育我。

父亲给母亲的信中，述说两人曾经的恩爱，讲自己在香港的艰苦。

母亲也写自己多么想念父亲，说怎么帮你养大这两个子女，我对得起你，对得起荣家。

两个老人都很无奈，想了半辈子，现在知道都活着，却又不能见面。

我和母亲把自己的照片放在信里寄给父亲，父亲也寄照片回来，我终于知道父亲的长相了。

从此，父亲的照片一直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到1984年，我终于得到批准，可以到香港去见父亲。

母亲知道我要去香港见父亲，怪我说，为什么不带她一起去香港见他。

我说不能带你去，只批准了我一个人去香港。

去香港见父亲前，我还要把名字改回来。

以前我在学校、在农场和农村，都姓倪，是继父的姓，母亲是想保护我才给我改姓的。

但现在要去香港找亲生父亲，于是就通过派出所改了护照，然后办通行证，倪杰就变成容杰了。

我先到深圳，那个时候深圳刚刚开发，晚上还是一片漆黑，隔着口岸，香港那边是一片亮光。

我就住在罗湖的大旅社里面，5块钱住一铺床。

第二天就过罗湖，办了手续等我父亲来接我。

口岸的官员问我，你父亲来吗？

我说，来。

他就让我在这里等。

结果等了一天，等到下午四五点钟，都不见父亲来。

官员问，你怎么办，你父亲还不过来？

我说，如果没等到的话，我就过香港去找他。

那个官员跟我讲，你去吧。

我就一个人来到了香港。

虽然只隔着一条河，香港的新东西我都不懂，连一个包装的饮料都不懂怎么喝，很土的。

我上了地铁，香港市民问我，你是从乡下来的吧。

我心里面讲，我哪里是乡下的，也是广州南宁这样城市里的。

其实他们讲乡下，只是对大陆人的统称。

我拿着父亲的地址一路问过去，大家也给我耐心指路，说往前走，前面那个是旺角，下车一过去就是……

我就按照他们说的走，找到了父亲所在的大厦。

进去之后问一个老人家，我说我找荣定华。

老人家一看，哦，你是他的儿子。

我说，是啊。

老人家说，他刚刚出去，你在我屋里等吧。

我谢了老人的好意，就在门口等。

等了大概20来分钟，看见一个老人，西装革履的，头梳得滑滑的，穿着皮鞋走过来。

我马上叫了句，爸！

他也叫我，儿子！

父子俩就拥抱起来，很高兴呀，我们父子都分别35年了。

之前因为父亲的身份我吃了那么多苦，但拥抱的那一刻，我感觉我的根是斩不断的。

见到父亲先带我到对面去吃了一碗12块钱的米粉，然后等他下班。

父亲就在十二号工业大厦干活，管理大厦，其实是看门的。

他的身边还有十个黄埔同学，父亲在黄埔军校级别不低，感觉不会给他安排看大门这样的岗位，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对我也有所隐瞒。

父亲下班后，他打的士带我回他在西贡的家，到家已经11点多了，父亲的床不大，我们两父子不可能睡在一部床上。

父亲就在床边支出一架行军床，说是他以前在部队用的，让我睡。

我们父子就躺着聊天了。

肯定是先讲我妈的事情，然后是父亲的近况和我大哥的情况，才讲到父亲怎么到香港的。

父亲49年就已经退役，解放军知道了他教官的身份，就派人找他去看缴获的炮。

检查那些大炮时，解放军说少了什么就派你们出去买，开了证明放我父亲出去。

我父亲跟自己的警卫两个人出来后，就偷偷躲起来，害怕呀。

谁也找不到他们，俩人躲了三天，趁天黑就溜了，从广东灵山溜到广东广州。

先是住在国民党军营一个老熟人家里，找机会就溜到香港去了，那时我大妈生的大哥就在香港。

父亲回了香港，自然就归部队了，还是军人，有工资领。

讲完这些，父亲问我，你将来有什么想法？

我说，我想不回去了，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在香港打工。

他说，这不行，他们都会叫你按时间回，不然以后不会叫你过来了。

聊着聊着，慢慢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跟着父亲去喝茶，碰上他的两三个同学。

父亲讲，这个是我儿子，从大陆过来的哈。

大家都很高兴，问东问西，话题离不开大陆的生活怎么样啊。

我也实实在在地回答。

过了几天，父亲有个同学聚会，50多个人，一见面就叫我大脚仔，因为我这个人手大脚大。

刚好他们的老师，邢策老将军也到了。

这个老将军 80 多岁了，肥肥的，个子不高但身板直挺壮实，操着一口浓重海南音的普通话，年纪大了经常打瞌睡。

但是他一讲昆仑关战役，一讲起黄埔军校，就很激动，兴奋得口沫横飞。

他说，参加昆仑关战役总共有9个军，下辖25个师、4个独立步兵团的兵力，杜军长根据战况的需要分别采取了“关门打狗”和“要塞攻击法”的战术，消灭日军的有生兵力。

提起黄埔军校，他说许多黄埔军人都是为了民族牺牲的，哪个地方死得最多的，都是黄埔军人。

还有父亲的军校同学徐图先生，也向我谈到昆仑关战役。

当时他在第66军任少将军需，军长是邓龙光，有两个师，共四个旅的兵力，也参加了昆仑关战役。

66军在广东开拔时是穿着短裤单衣去广西昆仑关参战的，被友军奚落说66军是叫花子军，能打胜仗吗？结果呢，66军打得非常好！

父亲和同学们在舞台上一起唱黄埔军校校歌，我也是那时学会了唱黄埔校歌。

后来，我遇到黄埔后代的人，问他们会不会唱黄埔校歌，他们说不会唱，我就唱给他们听。

他们听后惊叹说，你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唱黄埔的校歌，这么振奋人心。

我在香港看着父亲和他的五十多个同学齐唱黄埔校歌，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听的。

他们唱得那么振奋人心，令我无比敬仰。

在香港的那三个月，我们父子虽然住在一起，但只有晚上睡前的一两个小时聊天。

因为两人白天一早就走了，他去上他的班，我去干我的活，抓紧时间打零工赚外快。

晚上聊天，父亲回忆最多的还是和母亲的相识。

我跟父亲讲起在农村遇到的抗战军人，还为他们画肖像。

父亲说很好，你能够在农村接触到我们这些战友。

我想，确实他们就是战友，都是为了捍卫这个民族而参加同一场战争。

父亲还对我详述了昆仑关战役。

抗战前，我父亲在广州燕塘的黄埔四分校读第12期炮科，经过6年多严格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于1937年12月24日毕业并留校任炮科区队长。

抗战开始后，父亲随军校西迁至广西宜山、贵州独山一带。

日军侵占桂南昆仑关，学校派出黄埔第16期的学生军，从宜山、独山等地迅速开赴广西忻城红水河西岸构筑工事；同时派第15期七总队学生守护桂黔公路后方交通，配合前方作战。

父亲带着一支支雄纠纠、气昂昂的黄埔学生军高唱着黄埔校歌，在紧急关头出现在广西桂南前线。

义师所至，民众夹道欢迎。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昆仑关的历史，比如12月31日，敌机低飞扫射时，战士们伪装成死者蒙骗敌机。

到下半夜，炮兵、战车以及各守备阵地上的部队同时对日军发起猛烈的进攻，突击队一举冲上山顶，与日军展开搏斗。

激战约半个小时，突击队就全部占领了敌阵地，并乘胜冲进山东南侧，这才夺取了昆仑关。

父亲参加过昆仑关战役和长沙会战，也跟我讲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情况。

他告诉我，在抗日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军人死了这么多，拼命去跟日本人打仗，为什么？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不灭亡。

父亲给我的印象还是很直率、很坦率、很善良的。

他是个军人，有什么话就说什么，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我也跟父亲讲了我研究昆仑关的事，他非常认可，觉得我会画画，可以把这场战役画出来。

父亲的建议，像一粒种子种在我心里。

三个月一晃而过，我就要回大陆了。

就像是为那些抗战军人画像一样，我也想为父亲画一张水彩肖像。

我让他坐着，我为他画像，仔仔细细端详了父亲一遍。

临别前，父亲给了我一个箱子，箱子上写的“定华”两个字。

里面有一件英国产的军大衣，父亲很珍贵，也送给我了。

这箱子和大衣，是跟着父亲一辈子的，现在被我一直珍藏着。

我回到大陆后，继续对昆仑关的研究。

利用周末时间，独自走遍了昆仑关战区的所有阵地、指挥部、战地医院。

山上没有路，自行车也上不去，只能靠双腿。

背囊有40斤重，里边装着锅、米、咸菜、行军水壶、帐篷、睡袋、衣服、吊床，还有指南针、哨子、绳子。

我自己烧饭，露宿野外。

在丛林里面没有路走，我就用镰刀开辟一条路来，不能站着走，就趴下慢慢爬。

有一次山洪暴发，水淹到腰，如果我不是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树上，很可能就被冲走了。

当地的村民了解很多历史，但是我也不能轻易讲自己的目的，都说是来玩的。

从一个山走到另一个山，遇到一个放牛的人都不放过。

他说不定就会告诉你很多事情，说哪里原先是杜聿明的作战指挥部，哪里原先是防空洞。

所以要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了解历史，一点点拼凑出昆仑关战役的路线。

我还经常能挖出骸骨、子弹等战争痕迹。

村民告诉我，当年昆仑关战役之后，整座山都是臭的，味道留了三年。

可想而知战争有多么惨烈，有多少军人牺牲在抗日战斗中。

站在昆仑关上远眺，四面环山，我知道，每一座山头都有激烈的战斗。

这边是石牛岭，这边是罗伞岭、老毛岭、仙女山，这边是北尖山，这边是草帽山。

当年，这里的每个山头都打过仗，死过人。

日本人占了山头，就控制了山下的路，我们必须要抢山，抢了山才能把路抢回来，抢到路才能打到昆仑关来，所以每一个山头都是要拼的。

山上星罗棋布的都是日军修的明碉暗堡，布满射击点。

我常常步行从南宁来到昆仑关，一个人待在草帽山上搭个吊床躺着，静静思考着感受着当年战役的情景。

有的晚上，我就睡在纪念塔下面，有老乡说，晚上这里会看见鬼影，听见冲锋的喊杀声，问我有没有见到。

我说，我没有见到，只听到风声。

我倒是希望能见到，看到烈士的英魂，我就可以和他们对话。

母亲对父亲自然是念念不忘，想去香港见一面也去不了。

有时候我跟我妈讲，我说你们好像一对鸟一样，各自飞，一个住在头，一个住在尾。

想来，他们一生终究聚在一起没有多少年，是不是？

一直等到1987年，母亲去世，才68岁。

她长期做手工车衣服的工作，在那个满是灰尘的环境里面吸尘，最后得了肺气肿，肺部被棉絮的纤维填满了。

母亲去世的那天，我刚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出来，还不到家，妹妹跑出来说，母亲在厕所里倒了，还吐血。

我们两家离得近，我冲上去把母亲背起来跑到楼下，找一部车送去了广西医科大医院。

医院离我们家也不太远，到了医院已经抢救不了了。

母亲去世那个晚上，一整个晚上我都在火化场外面哭。

她要是能再活几年，肯定也能去香港见到父亲。

我替母亲遗憾呀。

1990年11月份 ，父亲也因为肺气肿去世了。

父亲是一个抗日的黄埔军人，留给我最宝贵的就是他的精神了。

每次唱黄埔校歌，我就很自豪，敢在人前大声地唱，替父亲他们这些黄埔军人唱。

父亲生前告诉我，不要吸烟，不要喝酒。

父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我不吸烟，也不喝酒的。

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年，我历经十年时间完成第一幅长2.73米、宽1.4米关于昆仑关战役的画作。

画作参加了台湾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得了金奖，在广西博物馆第一展厅进门第一张的位置展出。

如果父母还在世，一定会为我骄傲。

来看展的有很多抗战老兵，他们觉得里面画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我有幸认识了黄埔同学会的陈庆斌前辈，昆仑关战役中，他是66军159师477团第一营的营长。

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广东人。

当时主峰久攻不下，通向昆仑关的多个小山头上日军固守据点，配备重火力，互相呼应。

他让战士们深夜出击侦查敌情，摸清敌人的暗堡和兵员火力配置。

待到总攻那天，村民送了1000多个粽子，陈庆斌组织突击队，每个战士带上两个粽子，悄悄潜行至预定位置，装死躲过敌机侦查。

攻击信号发出，所有部队一起对敌发起猛攻。

野战重炮、榴弹炮轰隆轰隆打过去，把日军的碉堡打掉大半，战士们与敌血战，最终在1940年元旦夺回昆仑关。

我陪陈老重回了昆仑关，刚开始他还不太做声，可能在想心事。

等我准备帮他拍照，回头一看，发现他已哭倒在地上。

我这辈子不能奉孝父亲，这些老兵都是父亲的战友，我要拿儿子的态度去孝敬这些老人家。

每次看到他们，我都能想起和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

很多老兵跟我提过，想要魂归昆仑关，埋在当年浴血战斗的地方，埋在战友牺牲的地方。

我正在努力促成在这里建一座陵园，祭奠烈士，也让老兵有个归处。

如果可以实现，我希望在角落里留一小块地方，让我百年之后也陪着这些烈士，永远守在昆仑关。

历史是很奇妙的东西，其奇妙的根源在于真相，在于对真相的探究。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学者扎进故纸堆里，毕其一生在研究。

但即使亲身经历的人与事，一旦成为历史，都很难说得清楚，甚至真相难明，因为真相也可以被掩盖。

容杰和父亲在香港故事，比能写出来的更为传奇，但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我们隐去了一些内容。

历史已经远去，只能追忆。

和容杰交流时，能感受到他复杂的情绪。

他很在乎父亲，但又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去和父亲见面。

但好在，容杰有一种简单的纯粹。

他是个从小缺少父爱的男孩，他想要证明自己，也想要获得心灵的救赎。

他几十年如一日，投入在昆仑关战役的研究、画作，投入在对老兵的关爱和帮扶。

年轻的伙伴跟他前后聊了15个小时，由衷敬佩他的这份执着和坚持。

我也希望功夫不负有心人，容老能心想事成。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口述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