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神秘失踪,35年后我在香港找到他 | 寻找消失的爱人
大家好,我是霞姐。
每次发稿前,编辑部最纠结的两件事:
一个是多少朋友能打开这篇文章,所以得挖空心思想标题。
另外一件事,就是想朋友们读到哪个位置会跳出。
我们是在用万字长文,去和眼花缭乱的短视频抢时间,很难。
但今天的故事有些特别,需要大家耐心看完。
因为只有看完,才能了解故事的全貌,才能解答前面的一些困惑,才能更好理解故事讲述的意图。
就像打开一部电影,不看到最后,根本不知道谜底是啥。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
母亲租了一张单车,简单的行李放在车筐里,我坐在车前面的横杠上,母亲背着两三岁的妹妹坐在单车的后座。
租单车的人骑了六七十公里,从农村的小路上走,把我们送到邕江边。
我们在江边的客栈住了一晚,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上了大船,一天一夜后到了南宁。
母亲原想从这里转道回湖南老家,
但母亲在这里停住了脚步。
她用一枚金戒指,在南宁的津头村开了间饺子铺,落脚谋生。
那是1955年,我8岁。
我对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也没见过他的照片,就追着问母亲,父亲去哪啦?
母亲一个妇道人家,战争的东西也不懂,讲的多是她自己的事情。
母亲对我说,湘女多情,爱上我父亲之后,她从衡阳跑去贵州找他,后来跟着到了广东。
我那时也小,心里只是好奇,一个湖南女子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广东人?那么远。
想到母亲长得那么好看,父亲一定也是个大英雄吧,不然怎么会嫁给他呢。
母亲叫蒋淑云,家是湖南零陵的,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从小都有仆人侍从照顾她。
母亲家里在农村有田,在县城里有生意,有卖布的,有卖盐的,有卖酱油的,好几个铺面,几乎整条街都是他们家的。
母亲的大哥负责街上的生意,二哥就管理家庭多一些,她还有个大姐,13岁出嫁,生了7个男孩2个女孩。
而母亲,过得就好像是红楼梦里面的生活,在家里就是打牌看书玩乐。
她的爸爸妈妈还有兄长都宠爱她,放她到处跑,她从小就乐天派,喜欢一些新的东西,在长沙读的初中高中,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
到1937年,母亲就认识我的父亲了。
父亲叫容定华,广东灵山睦象村人,毕业于广州黄埔军校第12期炮科。
抗战爆发后,他常到湖南零陵工兵学校、第五军荣一师驻地教书,就认识了我母亲。
我父亲也是长得不错的,穿着军装、皮鞋,非常帅气,父亲对母亲也是一见倾心,母亲下馆子打牌看戏,我父亲都陪着去,最后追到了母亲。
我母亲的家人都不让她跟军人恋爱,今天生明天死的,可怎么都拦不住母亲。
等长沙会战打起来,父亲跟着部队也撤到贵州,母亲就经常跑到贵州去,有时在那里一玩就不回来了。
到46年,母亲就怀上了我,后来跟着父亲到了广州,住在军营里。
47 年8月 23 号,我在广州出生,不久我的妹妹也出生了。
我听母亲讲,父亲在部队出操时,我还是小小的一个孩子,才两三岁,也跑出来跟着部队出操列队。
到了1949年,父亲从部队退役,脱下军装,带着我们回到老家灵山。
老家也很大的,记忆中,房子大概有大半个足球场这么大。
但已经没什么人住了,爷爷奶奶都已经不在了,就剩一个大妈带着我大姐,还有四五个长工守着偌大的房子。
是的,父亲在老家是结了婚的,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们回去的时候大哥不在家。
母亲跟大妈性格倒是合得很,从没有吵过架,就是不在一起吃饭,因为口味不通。
母亲每一餐做饭都要放辣椒,因为湖南人离不开辣椒,母亲一炒菜,周边的人都闻到那个辣味了。
有一天,广州的解放军突然来找父亲,说缴获了国民党很多大炮,知道我父亲是炮兵出来的教官,让父亲去帮检验一下。
父亲就带着一个警卫去了。
从此以后,父亲就消失了。
到土地改革,我们家肯定是逃不过的,父亲不在,母亲和大妈少不了受牵连。
印象里他们把我母亲绑起来,吊起来,估计也打骂了。
后来母亲就搬到镇上去,在姑婆家里住,可能是身上还有点金戒指,摆了个小烟摊,靠卖香烟照顾我们两兄妹,很艰苦。
母亲后来说,她想过跳河自杀,但是为了两个孩子,挺了过来。
富家千金,远嫁千里,二十多岁丈夫还消失了,这日子肯定是难熬的。
坚持到1955年,母亲就想带着我们回湖南老家,没想到中途留在了南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我们当时住的地方还是个小山村,靠近广西革命大学,现在是广西医科大学。
那个时候社会物质条件很落后的,母亲虽然开了个饺子铺,但生活也很艰苦,有时候还到附近的菜市场、学校食堂去要剩菜剩饭回来热着吃。
饺子铺的小店其实就是在稻田旁边搭了一些木头,上面盖的草,天上下雨,里面也下雨。
在附近广西革命大学上学的解放军干部,常常来店里吃饭。
其中有一个姓倪的解放军叔叔,三十来岁,是南下的北方人,讲普通话,和广西当地人语言不通。
那时候,我妈妈才二十多岁,长得大气又好看。
这个叔叔就和妈妈在一起了,57年母亲生下第一个妹妹。
继父曾经是第四野战军的,参加过三大战役,一直打到南宁解放堂里。
他从中国人民解放军13兵团到了龙州公安大队,然后又调到广西商业厅,可能当了个科长。
为了提高文化,就被派到广西革命大学读书,这才跟母亲相识。
结婚后才知道继父性格不好,没什么文化,老是想着之前打战吃苦,现在只想大吃大喝,不仅借别人家的钱,后来还贪污买了一辆单车,被劳改了三个月。
我母亲刚刚生下小弟,还得去牢里看他。
他还经常打我,我想着毕竟也不是他的儿子,心就不在这个家里,经常在外面学画画、玩,晚上也不回家。
每次我一回家,家里就是母亲和继父在吵架。
我在家睡觉也很惨,都没有床,就睡在一个台子上。
所以继父一打我,我就跑出去流浪。
最长的一次,我流浪了一个礼拜才回家,母亲就抱着我哭。
每次我跑出去之后,母亲都会去找我,怎么都找不到我。因为我不是睡公园,就是睡同学家,居无定所。
我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有教养,从不会跟外人吵架,也不跟别人计较。
但她为了我,不仅和继父吵架,也经常跟继父干仗。
那时候我就想,我的亲生父亲会是什么样呢,肯定是个大英雄吧,不然母亲怎么会爱上他呢。
1957年的时候,母亲不开饺子铺了,到一个巷子里参加妇女的车衣服厂。
一开始只有12个人,12部缝纫机,全在厂里面车衣服。
母亲车东西很好,经常得到表扬,一个月有二十来块钱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把一个家料理得井井有条。
母亲小时候没吃过苦,妹妹去要零花钱她都给,知道我热爱美术,找她要钱买原料,她也尽量给。
母亲还叫我一定要学好,教我们善良,不能去打架,不能去偷东西。
男孩子嘛肯定也调皮,我如果去打架,打赢了回来也要挨打。
母亲在教育我这点上,一点也不含糊,稍微做错事就真的揍你,拿手打,拿擀面杖打。
母亲一打,我马上就跪下,跪了认错了就不打你了。
我感觉母亲是鼓着一股劲,想要给我那失踪的父亲,照顾好他的骨肉。
可父亲到底去哪了呢?
对父亲,我心里会偶尔想想,因为没印象,想得也不具体,我每天想的还是如何过自己的日子。
我经常跑出去,十天半个月不着家的。
大概是6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家去,母亲悄悄告诉我,我亲生父亲找来了。
说是父亲去了香港,这次是偷偷回大陆来的,躲在战友家住,找到了母亲,想把我带去香港生活。
母亲这边也成家了,有三个孩子,母亲是走不了的,只能把我带走,可惜找不到我。
我也没有亲眼见到,也不知道母亲说的是真是假,也没啥证据。
反正这事对我也没有实质的改变,也就过去了。
到64年的时候,母亲和继父终于离婚了,继父丢下两个妹一个弟给我妈抚养,他自己搬走了。
其实也是他们愿意跟着母亲,因为跟着继父连饭都吃不上。
我很早就不经常在家,所以也并不关心他们离婚的事情。
只是再回家以后,家里就安定了,没有人跟母亲吵架,母亲埋头苦干去车衣服养活我们兄妹5个。
那时,我在南宁二中读完了初中,想要报考广西艺术学院附中。
我从小就喜欢艺术,虽然是自学,但是也曾在社会上跟那些老大哥学画画、学美术。
报名的时候第一页,填家庭成分,父亲职务一栏,我回去问母亲,就老实填了国民党伪军官。
我连伪军官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结果自然是不予录取。
读不了高中,1965年,我到七塘附近的伶俐插队,那是南宁市团委办的农场。第二年,妹妹也插队下乡。
农场一个月的生活费刚刚一块五,买一碗粉都要一毛五,母亲经常给我两三块钱帮补,那已经很多了。
她还托人带一些猪油和酱油给我。我用这些猪油渣,就着南宁酱油吃点青菜,饭就很香的。
晚上睡觉时,我突然很想母亲。就偷偷回家去,母亲一见我就哭了,我也哭起来。
她说她晚上睡不着,想着我,感觉我在农村不太好,很担心我。
母子间像有一种灵性,虽然相距很远,彼此还是心连心的。
我在的农场大概有 500 号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家庭出身不好。
我们出身不好,但也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都满怀革命热情,在农场里真心想改造自己。
我最擅长的是画画,受苏联列宾等现实主义画家的影响,就想通过画好人物来表现这个新社会。
可农场就是学习种板栗树、种果树,对我来讲没什么味道。
偶然一次机会,我看到了昆仑关的资料,知道那是一场民族战争,就开始研究。
开始还想问,昆仑关在哪里,后来才知道就在我们农场的西北边,离我们大概走一天半的山路。
我偷偷跑去昆仑关调查研究,那时不敢透露目的,借着玩的名义,约了其他的插队同学,一起走路去昆仑关。
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整个昆仑关很惨淡,一片荒凉肃杀。
好在当地人都保留着这场战争的记忆。到67年,很多红卫兵经过昆仑关,当地农民拿着棍子拿着锄头在昆仑关站岗,不准红卫兵去破坏。
我对昆仑关的情感很特别,昆仑关的存在,证实了父辈参与过的民族战争,他们是在这里打的日本人。
见到昆仑关,好像离父亲更近了。
到1969 年,农场解散,我就下乡到附近的农村。
刚到农村时很奇怪,晚上总有一些老乡跑来找我,跟我聊天。
后来一打听,这些“坏家伙”都是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是后代,就来找我。其中有个姓陆的,花名叫大脚八,这个人粗粗壮壮的,当时也有五六十岁了。
他经常来找我,一聊聊到晚上 11 点钟,然后才走。先是摸底,只拉家常。
熟悉后才得知,这个大脚八参加过钢七军,隶属于 11 集团军。
在河南、安徽、上海都做过战,在上海的时候,跟日本人肉搏战,一个晚上下来,一整个团都不见了,连团长都牺牲了。
上峰觉得这样打下去,中国军队可能就没有了,要快点转移,所以 11 集团军188师、135师、131师,三个部队全部回广西招兵。
他们回到广西,结果那年是1939年,他们又遇到了日本人从北海登陆占了南宁,然后占了昆仑,大脚八又参与了昆仑关战役,也是肉搏呀。
他讲了很多,很激动。
大脚八人长得高大,使用篱笆跟牛的时候,篱笆在他手里面就好像一个玩具一样,那个牛也是很小。
他经常帮我,村民杀猪的时候叫他过去,他也偷偷割一块肉给我。
相处多了,发现这些坏分子,其实都是普通的好人,很多不是自愿当兵,有被绑去的,有的是顶替其他人,但上了战场那都没话说,很勇敢。
他们五官长得很端正,身体很健壮,谈吐也有文化,就算在农村干活也很有礼数,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豪气。
看着他们,我也在想,我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呢?
70 年,我到了村对面的糖场当车工,一个月有30块钱,生活就好多了。
干了半年,又去小学里面当图画老师,后来到初中里面当老师,还被借调到县里文化馆创作。
我的速写很好,因为我是比较勤奋的,从农场开始就不停地画画。
县文化馆派我到生产队里面采访,叫我去描写一些“老愚公”。
我与那些抗战老兵接触之后,就想去画他们。
他们也像平常人一样去干活,踏踏实实的,做工很卖力,和愚公没啥区别
农闲的时候,他们也会领我到昆仑关去,带我走一下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我更想把他们的内心世界画出来,还想通过他们来表现那一场民族战争。
到75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在工厂做车床工人,那个时候我的画已经小有名气,经常给报纸投稿画插图,有稿费。
有的时候到电影院帮别人画广告,还帮他们画毛主席像,五层楼这么高,挂在火车站上,都是我一个人画的。
我母亲见了高兴,我自己也高兴啊。
当时母亲车衣服的工资还没涨,我能弥补母亲十来块钱。
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住在一间9平米的小房子里,转身都没有办法。
我回城后,每天看母亲在这9平米的小屋忙进忙出,也想为母亲画一张肖像。
我让母亲就坐在门口,阳光照进小屋,我就坐在对面,隔着一米多的距离画她。
我一面画她,一面观察,觉得母亲的眼睛很美。
心想,难怪我这个父亲会爱上我妈妈。
我母亲的鼻梁高,大眼睛,鹅蛋的脸型,年轻的时候好活跃,很调皮。爱唱花鼓戏,头发披开来的,像个明星一样。
我就在画面上表露我妈妈的眼睛、嘴巴、鼻子。
我妈妈也看着我,嘴唇往上翘起来,流露出那种慈爱,爱她自己的子女。
她其实心里面骄傲,这个儿子很有出息。
所以我也把这种感情画在画面上,通过颜色来表现我的母亲。
画母亲的时候,我内心也很辛福。
我可以说一直在流浪,但有母爱,有这9平方的小屋,我就是有家的人。
1981年8月,我突然收到广东老家大姐的信。
我才确定,父亲真的还活着,就在香港。
原来大姐从六十年代就与香港的大哥通了信,联系上了父亲。
他们还从香港寄东西回来给姐姐,结果在广西日报社工作的姐夫,也被下放到县里的公社工作,就是因为这层海外关系。
有了前车之鉴,大姐很谨慎,就没告诉我父亲的事,不想让我因此受连累。
这么多年过去,两岸已经有老兵回来了,大姐觉得我们可以和父亲通信了,这才来信告诉我。
我拿到父亲的地址后,立即写信给父亲,说我现在知道你在香港了,母亲很想念你,我也想你。
我心里真心想写的是,我从小都没得到你的父爱,很多话提起笔就写不了太多。
信发出后,没想到几年过去都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我又忍不住写了很多信寄往香港。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香港来信。
信是哥哥转寄来的,是父亲给我的亲笔回信。
父亲写到,已经知道你们兄弟通信了几年,但是你哥哥一直不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
后来我知道,父亲和大哥在香港的父子关系也很紧张。
父亲和嫂子的关系不好。我父亲是军人,也是读书人,爱好摄影,喜欢出去玩。我嫂子是广州农村的,看不惯父亲很多生活习惯。
另外,父亲整天想着我的母亲,大哥一直不愿意认我母亲,更担心我们联系上后会去香港生活。
和父亲恢复通信后,父亲写信教训我,说我给他写的信像他的长袜子,又臭又长。
小时候他没教育过我,现在我都三十好几的人,父亲却像教育小孩子一样教育我。
父亲给母亲的信中,述说两人曾经的恩爱,讲自己在香港的艰苦。
母亲也写自己多么想念父亲,说怎么帮你养大这两个子女,我对得起你,对得起荣家。
两个老人都很无奈,想了半辈子,现在知道都活着,却又不能见面。
我和母亲把自己的照片放在信里寄给父亲,父亲也寄照片回来,我终于知道父亲的长相了。
从此,父亲的照片一直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到1984年,我终于得到批准,可以到香港去见父亲。
母亲知道我要去香港见父亲,怪我说,为什么不带她一起去香港见他。
我说不能带你去,只批准了我一个人去香港。
去香港见父亲前,我还要把名字改回来。
以前我在学校、在农场和农村,都姓倪,是继父的姓,母亲是想保护我才给我改姓的。
但现在要去香港找亲生父亲,于是就通过派出所改了护照,然后办通行证,倪杰就变成容杰了。
我先到深圳,那个时候深圳刚刚开发,晚上还是一片漆黑,隔着口岸,香港那边是一片亮光。
我就住在罗湖的大旅社里面,5块钱住一铺床。
第二天就过罗湖,办了手续等我父亲来接我。
口岸的官员问我,你父亲来吗?
我说,来。
他就让我在这里等。
结果等了一天,等到下午四五点钟,都不见父亲来。
官员问,你怎么办,你父亲还不过来?
我说,如果没等到的话,我就过香港去找他。
那个官员跟我讲,你去吧。
我就一个人来到了香港。
虽然只隔着一条河,香港的新东西我都不懂,连一个包装的饮料都不懂怎么喝,很土的。
我上了地铁,香港市民问我,你是从乡下来的吧。
我心里面讲,我哪里是乡下的,也是广州南宁这样城市里的。
其实他们讲乡下,只是对大陆人的统称。
我拿着父亲的地址一路问过去,大家也给我耐心指路,说往前走,前面那个是旺角,下车一过去就是……
我就按照他们说的走,找到了父亲所在的大厦。
进去之后问一个老人家,我说我找荣定华。
老人家一看,哦,你是他的儿子。
我说,是啊。
老人家说,他刚刚出去,你在我屋里等吧。
我谢了老人的好意,就在门口等。
等了大概20来分钟,看见一个老人,西装革履的,头梳得滑滑的,穿着皮鞋走过来。
我马上叫了句,爸!
他也叫我,儿子!
父子俩就拥抱起来,很高兴呀,我们父子都分别35年了。
之前因为父亲的身份我吃了那么多苦,但拥抱的那一刻,我感觉我的根是斩不断的。
见到父亲先带我到对面去吃了一碗12块钱的米粉,然后等他下班。
父亲就在十二号工业大厦干活,管理大厦,其实是看门的。
他的身边还有十个黄埔同学,父亲在黄埔军校级别不低,感觉不会给他安排看大门这样的岗位,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对我也有所隐瞒。
父亲下班后,他打的士带我回他在西贡的家,到家已经11点多了,父亲的床不大,我们两父子不可能睡在一部床上。
父亲就在床边支出一架行军床,说是他以前在部队用的,让我睡。
我们父子就躺着聊天了。
肯定是先讲我妈的事情,然后是父亲的近况和我大哥的情况,才讲到父亲怎么到香港的。
父亲49年就已经退役,解放军知道了他教官的身份,就派人找他去看缴获的炮。
检查那些大炮时,解放军说少了什么就派你们出去买,开了证明放我父亲出去。
我父亲跟自己的警卫两个人出来后,就偷偷躲起来,害怕呀。
谁也找不到他们,俩人躲了三天,趁天黑就溜了,从广东灵山溜到广东广州。
先是住在国民党军营一个老熟人家里,找机会就溜到香港去了,那时我大妈生的大哥就在香港。
父亲回了香港,自然就归部队了,还是军人,有工资领。
讲完这些,父亲问我,你将来有什么想法?
我说,我想不回去了,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在香港打工。
他说,这不行,他们都会叫你按时间回,不然以后不会叫你过来了。
聊着聊着,慢慢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跟着父亲去喝茶,碰上他的两三个同学。
父亲讲,这个是我儿子,从大陆过来的哈。
大家都很高兴,问东问西,话题离不开大陆的生活怎么样啊。
我也实实在在地回答。
过了几天,父亲有个同学聚会,50多个人,一见面就叫我大脚仔,因为我这个人手大脚大。
刚好他们的老师,邢策老将军也到了。
这个老将军 80 多岁了,肥肥的,个子不高但身板直挺壮实,操着一口浓重海南音的普通话,年纪大了经常打瞌睡。
但是他一讲昆仑关战役,一讲起黄埔军校,就很激动,兴奋得口沫横飞。
他说,参加昆仑关战役总共有9个军,下辖25个师、4个独立步兵团的兵力,杜军长根据战况的需要分别采取了“关门打狗”和“要塞攻击法”的战术,消灭日军的有生兵力。
提起黄埔军校,他说许多黄埔军人都是为了民族牺牲的,哪个地方死得最多的,都是黄埔军人。
还有父亲的军校同学徐图先生,也向我谈到昆仑关战役。
当时他在第66军任少将军需,军长是邓龙光,有两个师,共四个旅的兵力,也参加了昆仑关战役。
66军在广东开拔时是穿着短裤单衣去广西昆仑关参战的,被友军奚落说66军是叫花子军,能打胜仗吗?结果呢,66军打得非常好!
父亲和同学们在舞台上一起唱黄埔军校校歌,我也是那时学会了唱黄埔校歌。
后来,我遇到黄埔后代的人,问他们会不会唱黄埔校歌,他们说不会唱,我就唱给他们听。
他们听后惊叹说,你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唱黄埔的校歌,这么振奋人心。
我在香港看着父亲和他的五十多个同学齐唱黄埔校歌,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听的。
他们唱得那么振奋人心,令我无比敬仰。
在香港的那三个月,我们父子虽然住在一起,但只有晚上睡前的一两个小时聊天。
因为两人白天一早就走了,他去上他的班,我去干我的活,抓紧时间打零工赚外快。
晚上聊天,父亲回忆最多的还是和母亲的相识。
我跟父亲讲起在农村遇到的抗战军人,还为他们画肖像。
父亲说很好,你能够在农村接触到我们这些战友。
我想,确实他们就是战友,都是为了捍卫这个民族而参加同一场战争。
父亲还对我详述了昆仑关战役。
抗战前,我父亲在广州燕塘的黄埔四分校读第12期炮科,经过6年多严格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于1937年12月24日毕业并留校任炮科区队长。
抗战开始后,父亲随军校西迁至广西宜山、贵州独山一带。
日军侵占桂南昆仑关,学校派出黄埔第16期的学生军,从宜山、独山等地迅速开赴广西忻城红水河西岸构筑工事;同时派第15期七总队学生守护桂黔公路后方交通,配合前方作战。
父亲带着一支支雄纠纠、气昂昂的黄埔学生军高唱着黄埔校歌,在紧急关头出现在广西桂南前线。
义师所至,民众夹道欢迎。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昆仑关的历史,比如12月31日,敌机低飞扫射时,战士们伪装成死者蒙骗敌机。
到下半夜,炮兵、战车以及各守备阵地上的部队同时对日军发起猛烈的进攻,突击队一举冲上山顶,与日军展开搏斗。
激战约半个小时,突击队就全部占领了敌阵地,并乘胜冲进山东南侧,这才夺取了昆仑关。
父亲参加过昆仑关战役和长沙会战,也跟我讲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情况。
他告诉我,在抗日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军人死了这么多,拼命去跟日本人打仗,为什么?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不灭亡。
父亲给我的印象还是很直率、很坦率、很善良的。
他是个军人,有什么话就说什么,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我也跟父亲讲了我研究昆仑关的事,他非常认可,觉得我会画画,可以把这场战役画出来。
父亲的建议,像一粒种子种在我心里。
三个月一晃而过,我就要回大陆了。
就像是为那些抗战军人画像一样,我也想为父亲画一张水彩肖像。
我让他坐着,我为他画像,仔仔细细端详了父亲一遍。
临别前,父亲给了我一个箱子,箱子上写的“定华”两个字。
里面有一件英国产的军大衣,父亲很珍贵,也送给我了。
这箱子和大衣,是跟着父亲一辈子的,现在被我一直珍藏着。
我回到大陆后,继续对昆仑关的研究。
利用周末时间,独自走遍了昆仑关战区的所有阵地、指挥部、战地医院。
山上没有路,自行车也上不去,只能靠双腿。
背囊有40斤重,里边装着锅、米、咸菜、行军水壶、帐篷、睡袋、衣服、吊床,还有指南针、哨子、绳子。
我自己烧饭,露宿野外。
在丛林里面没有路走,我就用镰刀开辟一条路来,不能站着走,就趴下慢慢爬。
有一次山洪暴发,水淹到腰,如果我不是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树上,很可能就被冲走了。
当地的村民了解很多历史,但是我也不能轻易讲自己的目的,都说是来玩的。
从一个山走到另一个山,遇到一个放牛的人都不放过。
他说不定就会告诉你很多事情,说哪里原先是杜聿明的作战指挥部,哪里原先是防空洞。
所以要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了解历史,一点点拼凑出昆仑关战役的路线。
我还经常能挖出骸骨、子弹等战争痕迹。
村民告诉我,当年昆仑关战役之后,整座山都是臭的,味道留了三年。
可想而知战争有多么惨烈,有多少军人牺牲在抗日战斗中。
站在昆仑关上远眺,四面环山,我知道,每一座山头都有激烈的战斗。
这边是石牛岭,这边是罗伞岭、老毛岭、仙女山,这边是北尖山,这边是草帽山。
当年,这里的每个山头都打过仗,死过人。
日本人占了山头,就控制了山下的路,我们必须要抢山,抢了山才能把路抢回来,抢到路才能打到昆仑关来,所以每一个山头都是要拼的。
山上星罗棋布的都是日军修的明碉暗堡,布满射击点。
我常常步行从南宁来到昆仑关,一个人待在草帽山上搭个吊床躺着,静静思考着感受着当年战役的情景。
有的晚上,我就睡在纪念塔下面,有老乡说,晚上这里会看见鬼影,听见冲锋的喊杀声,问我有没有见到。
我说,我没有见到,只听到风声。
我倒是希望能见到,看到烈士的英魂,我就可以和他们对话。
母亲对父亲自然是念念不忘,想去香港见一面也去不了。
有时候我跟我妈讲,我说你们好像一对鸟一样,各自飞,一个住在头,一个住在尾。
想来,他们一生终究聚在一起没有多少年,是不是?
一直等到1987年,母亲去世,才68岁。
她长期做手工车衣服的工作,在那个满是灰尘的环境里面吸尘,最后得了肺气肿,肺部被棉絮的纤维填满了。
母亲去世的那天,我刚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出来,还不到家,妹妹跑出来说,母亲在厕所里倒了,还吐血。
我们两家离得近,我冲上去把母亲背起来跑到楼下,找一部车送去了广西医科大医院。
医院离我们家也不太远,到了医院已经抢救不了了。
母亲去世那个晚上,一整个晚上我都在火化场外面哭。
她要是能再活几年,肯定也能去香港见到父亲。
我替母亲遗憾呀。
1990年11月份 ,父亲也因为肺气肿去世了。
父亲是一个抗日的黄埔军人,留给我最宝贵的就是他的精神了。
每次唱黄埔校歌,我就很自豪,敢在人前大声地唱,替父亲他们这些黄埔军人唱。
父亲生前告诉我,不要吸烟,不要喝酒。
父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我不吸烟,也不喝酒的。
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年,我历经十年时间完成第一幅长2.73米、宽1.4米关于昆仑关战役的画作。
画作参加了台湾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得了金奖,在广西博物馆第一展厅进门第一张的位置展出。
如果父母还在世,一定会为我骄傲。
来看展的有很多抗战老兵,他们觉得里面画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我有幸认识了黄埔同学会的陈庆斌前辈,昆仑关战役中,他是66军159师477团第一营的营长。
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广东人。
当时主峰久攻不下,通向昆仑关的多个小山头上日军固守据点,配备重火力,互相呼应。
他让战士们深夜出击侦查敌情,摸清敌人的暗堡和兵员火力配置。
待到总攻那天,村民送了1000多个粽子,陈庆斌组织突击队,每个战士带上两个粽子,悄悄潜行至预定位置,装死躲过敌机侦查。
攻击信号发出,所有部队一起对敌发起猛攻。
野战重炮、榴弹炮轰隆轰隆打过去,把日军的碉堡打掉大半,战士们与敌血战,最终在1940年元旦夺回昆仑关。
我陪陈老重回了昆仑关,刚开始他还不太做声,可能在想心事。
等我准备帮他拍照,回头一看,发现他已哭倒在地上。
我这辈子不能奉孝父亲,这些老兵都是父亲的战友,我要拿儿子的态度去孝敬这些老人家。
每次看到他们,我都能想起和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
很多老兵跟我提过,想要魂归昆仑关,埋在当年浴血战斗的地方,埋在战友牺牲的地方。
我正在努力促成在这里建一座陵园,祭奠烈士,也让老兵有个归处。
如果可以实现,我希望在角落里留一小块地方,让我百年之后也陪着这些烈士,永远守在昆仑关。
历史是很奇妙的东西,其奇妙的根源在于真相,在于对真相的探究。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学者扎进故纸堆里,毕其一生在研究。
但即使亲身经历的人与事,一旦成为历史,都很难说得清楚,甚至真相难明,因为真相也可以被掩盖。
容杰和父亲在香港故事,比能写出来的更为传奇,但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我们隐去了一些内容。
历史已经远去,只能追忆。
和容杰交流时,能感受到他复杂的情绪。
他很在乎父亲,但又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去和父亲见面。
但好在,容杰有一种简单的纯粹。
他是个从小缺少父爱的男孩,他想要证明自己,也想要获得心灵的救赎。
他几十年如一日,投入在昆仑关战役的研究、画作,投入在对老兵的关爱和帮扶。
年轻的伙伴跟他前后聊了15个小时,由衷敬佩他的这份执着和坚持。
我也希望功夫不负有心人,容老能心想事成。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口述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