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也是人民军队创建98周年的日子，更是我们每位军人的节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想起了人民军队从创建至今所经历的一场场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越自卫还击战等。在每一场战争中，都有无数革命烈士为国捐躯，同时也涌现出无数的英雄集体和先进个人。

世界和平，国家安全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为了铭记历史，教育后人，今日特推出曾两次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被官兵们称为“打不死的副连长”、“敢死队队长”的原昆明军区第14军41师步兵第123团三连副连长郭云疆老英雄讲述的战斗故事——《缴获越军装甲车》。

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一辆前后履带被炸断的63式装甲车，它是1979年2月27日上午，在上级正确指挥下，我率领三连尖刀排三排，在越南为麻地区朗勒西北侧公路桥下缴获的。这是昆明军区在西线战场上唯一缴获的最大战利品。

一、胜利突破敌人一线防御阵地

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分为东西线战场。广西方向称为东线战场，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云南方向为西线战场，由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

图为：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35210部队作战经过图

当年，越南认为同法国、美国、柬埔寨打过仗，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狂妄叫嚣“要打到昆明和南宁去过年”；“有攀枝花（木棉花）开的地方，都是越南的土地”；“美国人攻不下的阵地，中国军队三个月也攻不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2月17日开战不到十天，越南在中越边境精心构筑的一线防御阵地，全部被几十年没有打过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攻破。西线战场上，十一军、十三军、十四军等参战部队从河口、金平几个方向一举突破红河、藤条河等天然障碍，先后攻占越西北重镇老街、柑塘两市和孟康、坝洒、保胜、沙巴、封土等五县，突入敌纵深约40公里，基本歼灭越军主力第345师，重创越军王牌师316A师。在淮海战役中15分钟登上敌人城墙，被上级授予“登城模范连”光荣称号的十四军步兵一二三团三连，在中越边境17分钟血战1372高地，为部队主力向敌人纵深炮台山方向穿插打开南大门之后，硝烟尚未散尽，眼泪还没擦干，就迅速进行了组织调整，将伤亡较大的一排和二排合为一个排，称为一排，由王仁智担任排长；把一、四、五班合编为一班，由六班长王加信担任班长，一班战士张太永任副班长；把二、三、六班合编为二、三班，由原二班副班长李云平任二班班长，机枪兵王修贵任副班长；原五班副班长宋文新任三班班长，六班战士李明全任副班长。在此基础上，指定了各班排长代理人。同时，对党团组织也进行了调整，保证了班有共产党员，排有党小组，有利于发挥党员在战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组织指挥不间断。

图为：1978年12月，参战前作者写的请战书

此后，三连发扬连续作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又胜利完成了协助二连攻占1361高地、围歼荷多寨、挥师南下、担任全团后卫警戒、与三营夺取扣周、保卫“军指”、挺进东家、栋光等战斗任务。在第一个战斗阶段，胜利居多，但也有教训，有喜也有忧。喜的是连队在几十年没有打过仗，新兵占二分之一的情况下，2月17日清晨首战告捷，17分钟攻占1372高地主峰，把师党委授予的红旗插上了高地。接着下午在协助二连围歼1361高地战斗中，我们从敌人背后的1196高地上，指挥82无后坐力炮第十班，连续发射四发炮弹，将1361高地山顶一个越军指挥所房子击毁，5名敌人当场毙命，其中有一个还是苏联军事顾问。忧的是2月23日深夜，遭到了两名越军特工偷袭，指导员李文祥和一排长王仁智，还有两名战士在反偷袭中负伤。

二、连队在七号公路险遭全军覆灭

1979年前2月26日清晨，天刚刚亮，越南栋光地区天空晴朗，前两天敌我双方激烈战斗、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枪弹如雨、弹片横飞、尸体遍野的惨烈战斗场景，此时已被少有的寂静所取代。我弯腰从猫耳洞出来，刚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就看见连长杨利民快步走来，他说：“副连长，上级命令我们连到师部报到”。“师部在哪里？”我问道。连长指着山下7号公路说:“顺公路往前走，约两个小时的路程”。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受部队教育九年，早已养成服从命令习惯的我，不加思索的下达了命令“三排跟我来”。下山后，我们成一路纵队用急行军的速度前行了十几分钟，忽然听见公路左侧的半山腰有人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前面没有部队了！”我抬头看见对方穿着红领章的衣服，便回答：“我们是一二三团三连的，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是一二六团的。”友邻部队战友边挖堑壕边大声说。走了约两公里，一座断桥出现在眼前。断桥的上空硝烟弥漫，一股强烈的炸药味钻进鼻孔，明显是刚炸断的。桥下河水已近干涸。断桥的对面公路上，埋设有4排没有覆盖的17颗防坦克地雷。左侧排水沟内躺着一头被炸死的水牛，大小肠子裸露在肚子外，在烈日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引来一群苍蝇嗡嗡叫。桥的左侧是杂草丛生的高山，右侧是一片空旷的耕地，地的尽头有一个已无人烟的小村庄，村子背后是连绵的群山。“师部怎么会炸桥断路，还在公路上埋了那么多防坦克地雷？”联想一二六团战友前面的提醒，我开始警觉起来，用861指挥机向连长报告了情况，并对去师部担任保卫任务提出质疑。连长简单问了一下桥的情况，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从桥底右边绕过去。我带头从桥的右侧下到河床，再绕到公路上，踩着地雷之间的空地，小心翼翼地通过了令人恐惧，望而生畏的地雷区。为了减轻战友们的恐惧心理，我告诉大家：“不用害怕，防坦克地雷主要是炸坦克、装甲车、汽车等较重机械的，步兵的重量不足以踩爆防坦克地雷，只要拉大距离，小心一点，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己经安全通过了。”战友们按照我的方法，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通过地雷区，又前行了约两公里。我发现公路拐弯处靠右边的树下，用铁架支着一个扁形的定向地雷，地雷正对准我们来的方向，后面连着红黄两根裸露的导爆线。经观察没有人后，我走近定向地雷先砍断导爆线，对大家说:“这种雷爆炸后威力巨大，主要靠里面的几百个钢铢弹杀伤步兵。”我讲完定向地雷基本原理后，用指挥机再次向连长报告了情况，继续对到师部担任保卫任务提出质疑。忠厚老实的杨连长对我两次提出的质疑是否引起警觉，我不知道，他仍然还是那几句话：“上级叫我们去保卫师部，只能执行命令，继续前进吧！”后来，我们在前进中又相继发现三颗定向地雷，都是设置在公路拐弯处，而且射向均对准我们来的方向，雷与雷之间距离约150至200米。公路两边每隔几十米便堆放着一些武器弹药。山越来越大，路越走越远，四周越走越安静，我越走越感觉不对，一连串的疑问反复出现在脑海里。友邻部队的提醒、断桥、硝烟、防坦克地雷、死牛、定向雷。还有己经走了近5公里，仍然看不见师部一车一人。师部有司政后机关，直属队有工兵营、高炮营、通信营、侦察连、警卫连、防化连，加起来有数百人之多，怎么看不到一个人、一辆车，听不见一点动静呢？师部为什么要自己断自己的退路？师部一般都在步兵后面，怎么可能跑在步兵的前面呢？我没有再向连长请示报告，而是向后一挥臂，做了个停止前进，在路边排水沟隐蔽的手势。我侧身卧在排水沟内，掏出望远镜由近到远，从左到右，仔细观察附近的地形和是否有敌情。通信员小马说:“副连长，公路右面那个大山上有两个人跑进森林去了。”“穿军装和带枪没有？”我急忙问道。小马说: “太远了，那两个人跑得太快，没有看清楚。”

我向三排长李云生下达命令:“三排长，派几个尖兵到前面，沿公路两侧搜索前进。”

很快，九班副班长李彦带领两个战士从后面往前走来。路过我身边时，我提醒他们拉大距离，仔细搜索前进。

当他们往前走出去二三十米后，我从排水沟里立起身，把手一挥，率领尖刀排在他们后面跟进。  没有想到刚刚走了一段距离来到一个弯道处，突然发现有四个人戴着绿色头盔，端着冲锋向我们走来。一时分不清敌友，神经高度紧张的双方，都本能地迅速散开卧倒在公路上据枪瞄准对方，互相对峙，谁也不敢先开第一枪。

我们没有开枪是因为脑子里还想着连长“保卫师部”的话，害怕打错了人。敌人没有开枪，估计是没有想到“共军”竟敢在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顺着七号公路长驱直入，走到他们装甲部队防御阵地大门口（前面200米就是敌营房和防御阵地)。

为了争取主动，我命令三排长李云生通知尖兵组喊口令识别对方是什么人。当得知三排长和尖兵组都不知道当天四个字的特别口令时（平时普通口令只有两个字）我命令九班副班长李彦顺公路排水沟倒爬回来，低声告诉他口令是“积极防御”，回令是“寻机歼敌”。如果对方回答不出口令就立即开枪。

李彦回到前面后，用湖南普通话大声喊道：“口一一令？”对方一听中国话立即朝我们开了火。枪声说明了一切，我立即指挥战友还以颜色。顿时，一场意想不到的公路遭遇战展开，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班用机枪、手榴弹、地雷的声音此起彼伏，寂静的七号公路变成了殊死搏斗的战场。

不久，敌人引爆了我身后约30米远的定向雷，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棵十几米高的大树应声倒下横在公路上，从济南区调来参战的老兵侯新军小腿负伤。紧接着，远方几颗定向雷又被引爆，黑色硝烟腾空升起。

我一边指挥战斗，一边环视四周地形。根据战术教材上“遭遇战要三个先”（先敌开火，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展开兵力火器）的原则，我命令三排长和重机枪排迅速抢占公路左侧的菠萝山，之后，我和九班也交替掩护，迅速撤到了菠萝山上。

连长听见前面传来激烈的枪声和地雷爆炸声后，指挥一排抢占了距我们约150米的后山，形成了第二道防御阵地。        

我在菠萝山上发现，有三个敌人被击毙在公路上，一个负伤在公路右侧的耕地里艰难爬行，试图爬到约十米处的土坎下藏身。看见一条腿被打断的残敌狼狈爬行的样子，战友们兴奋得都要抢着开枪射击。我也忘记了刚才的紧张和连日的疲劳，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不要忙打，今天大家先看一场活电影，让敌人尝尝负伤后痛苦的味道，等他爬到离土坎还有两三米时再干掉他。”一米、两米……八米，我端起冲锋枪一个点射送他上了西天。

时至中午，烈日高照，气温高达30多度。我和副指导员胡同友在阵地后一棵树下，放下枪、卸下望远镜、子弹袋、手榴弹袋、防毒面具、挎包水壶，脱掉上衣，赤裸上身，用军帽当扇，边扇风边谈论上午险入虎口、全连覆灭、有惊无险、化险为夷的经历。正说着，哨兵跑来报告：“山下又来了两个敌人。”我来不及穿衣戴帽，迅速提着枪跑进堑壕里。原以为敌人在对面的山上，没有想到就在菠萝山脚一个独立草房内，不足百米。我喜出望外，立即组织三排长李云生、四排长王斌建、通信员马时碧做好射击准备。要求以公路边第一棵香蕉树为射击点，以我的枪响为信号，同时开火。刚布置完，就听见独立草房的竹门响，两个头戴越军帽子，大背枪的越南兵走出来。他们每人抱着一床花被子，一边笑一边叽里咕噜说着越语，毫无察觉地走向公路。当他们走到预定射击点时，我先一个点射，紧接着其它战友同时开火，一个敌人中弹倒地，另一个狡猾的敌人迅速卧倒在公路上，边翻滚边取枪，滚进了排水沟内。一会儿，敌人突然从排水沟内跃出，向后跑去，被早有准备的我们击毙。这是出境对越作战历次战斗中消灭敌人最痛快的一次。我高兴地对值班重机枪射手说：“如果再有零星敌人来，可以不用请示，先斩后奏，直接开火将其消灭。”下午两点多，又有三个敌人顺公路朝我们走来，重机枪排长徐奕堂一声令下，一排排穿甲燃烧弹如火龙一样射向敌人，将敌人的上衣打燃冒起了青烟，痛苦地嚎叫着栽倒在公路上。当时，我有些纳闷，不知道越军为什么会在遭遇战之后，还会有零星敌人多次出现在菠萝山附近？后来明白敌人不是一支部队，有许多残兵败将是从一线防御阵地逃跑到二线的，互不通情报，信息闭塞，缺乏统一指挥。15时左右，我和副指导员胡同友、通信员马时碧三人，在菠萝山背后察看地形时，在一条土路上缴获了越军一个背囊，内有一顶绿色头盔、一个手枪带、一本笔记本、一个圆形小镜子、一沓美女相片和几件军衣。从这些物资上判断，这是越军一个军官逃跑时丢弃的。我看见那本硬壳笔记本，如获至宝，装入挎包中准备拿来写战斗日记。出国之前，上级规定不准携带笔记本和纸张出境，许多战斗日记只能写在压缩饼干的包装纸上。我们沿着菠萝山土路行至一个十字路口，我突然发现前面约十米处有一个猫耳洞里，有一支枪的枪口正好对着我们。当时，三个人都吓呆了，驻足不敢动。走在最前面的我想:“完了，老子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里遭黑枪……”        过了一会，我发现猫耳洞里的枪没有响，迅速闪身紧贴小路右侧的土坎，用手势指挥通信员小马迂回到猫耳洞上方，用枪瞄准猫耳洞洞口。我两眼盯着枪口，身体顺着土坎轻手轻脚走近猫耳洞口，突然快步冲上去猛的一脚把枪踢开，将冲锋枪对准猫耳洞口，用越语大喊一声：“诺松空叶（缴枪不杀）！”后来弯腰一看，猫耳洞里空无一人，这是逃跑的敌人设计的“空城计”。有惊无险。我们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没有被敌人的黑枪干掉，迅速返回了阵地。 一个小时后，我们遭到了参战以来最猛烈的炮火袭击。疯狂的敌人向菠萝山和第二道防御阵地实施猛烈炮击约一个小时，数百发迫击炮弹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呼啸而来。阵地上炮声震天，地动山摇，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一发重型炮弹落在公路上，炸出一个约三米宽，两米深的弹坑，将公路完全炸断。有几发炮弹落在我们隐蔽的工事旁所幸没有爆炸，弹头插在泥土里，尾翼朝天，无奈地与战友们对视着。大家风趣的说：“我们和阎王爷签有协议，现在还不到去阎王殿报到的时间。”后来得知，这些没爆炸的炮弹是越美战争时期捡美伪军遗弃的，只有弹丸，没有引信。敌人炮击中，连长和营长将用汉语通话改为用白族语通话，使窃听的敌人听不懂，降低了敌人炮击效果。

图为：我军沿越南七号公路大踏步前进

17时，营长王佐明和连长杨利民带领二连一个排，冒着敌人炮火来到连队第二道防御阵地，协助构筑工事。营长参加三连支委会。“上级通报，最近敌人从安沛调了一个装甲旅，准备配合步兵反攻，全师近日暂时由进攻转入防御。你们三连的任务是担任全师第一线战斗警戒连，要做好抗击敌坦克和步兵反攻准备。如果敌人进攻，必须坚守阵地，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没有命令不准撤退，为全师赢得反击时间。我就在离你们1.5公里的营部，有情况随时报告。”至此，我才明白上午“保卫师部”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命令，差一点造成三连全连覆灭。庆幸我果断停止盲目前进，派出尖兵组沿公路两侧搜索前进，及时发现敌人，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会议结束后，我回到菠萝山，向三排班、排长传达会议精神，研究抗击敌坦克进攻方案，并组织抓紧时间构筑工事，把上级配发的三枚“特殊弹”发给班长，在关键时刻使用。傍晚19时，天逐渐黑了下来。通信员小马从炊事班打了一盒约八两的白米饭，领了两个天津鸭梨、一瓶贵州刺梨汽水给我，并说:“鸭梨全连每人一个，炊事班班长说，副连长每次打仗带尖兵排冲在最前面，最危险，多给一个鸭梨。”当时，听了通信员的话，我眼眶湿润，心中涌动一股暖流，特别感动。在战场上几天没有吃饭的时候，炊事班多给一个鸭梨，是生死战友对我的厚爱和最好的奖赏，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虽然没有一滴油，没有一粒盐，没有一块肉，没有一片菜，但对于一个几天没有吃过饭，饿得饥肠辘辘的一线参战军人来说，这己胜过“年夜饭”了。我狼吞虎咽地把八两米饭、两个鸭梨、一瓶汽水一扫而光，仍然感觉没有吃饱。通信员小马又把他的那个鸭梨给了我吃。吃完后心想:“等一会敌人上来，我就是战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值了！”当晚，安排好战斗警戒人员和值班火器，其余人员进入猫耳洞休息。

三、朗勒公路桥下缴获越军装甲车

这一晚基本没有合上眼，脑海里一会想前几天指导员等4人在反偷袭中负伤，团参谋长段学章遭敌特工偷袭牺牲的痛心事；一会儿想24日晚上从南京军区补充的老兵没有武器，如何解决；想得最多的还是昨天上午在公路上突然与敌人遭遇，险些进入虎口全军覆灭的事。反复自问:“连长为什么会下达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把担任四十一师第一线战斗警戒说成是到师部担任师部保卫任务？”所幸有惊无险，死里逃生，转危为安。正当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听见“咚、咚咚”的声音。走出猫耳洞发现是身高1.92米的重机枪排长徐奕堂在挖猫耳洞。他原来是团里篮球队打球的，篮球队撤销后下到一枪连当排长。因为个子太高，挖猫耳洞比较吃力，别人10分钟就能挖好，他要20分钟才行。我当即安排通信员过去帮他挖猫耳洞。深夜，越军一个排的兵力向菠萝山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偷袭，先是向我们阵地打了几发炮弹，引燃了阵地前沿的杂草，随后用机枪一阵疯狂扫射。我们也进行了猛烈地还击，轻重火器一起怒吼，哪里有枪声就朝哪里打，打得对方没了动静。天亮时我们开始打扫战场，在山坡下的菠萝地里发现两具越军尸体，一挺苏制转盘机枪，一把自动步枪。凌晨1点50分，寂静的黑夜里，突然发出“轰”的一声巨响，山脚下的独立草房被敌人坦克炮打中，燃起了熊熊大火。我立即从猫耳洞出来进入阵地，三排长李云生指挥全排官兵迅速进入堑壕做好了战斗准备。重机枪排长徐奕堂也跑到了重机枪旁严阵以待。借着火光，我用望远镜观察前方，发现距菠萝山约150米的山脚公路上，有敌人约一个连的坦克和步兵在向菠萝山方向运动，山谷里，传来坦克、装甲车、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一束束强烈的灯光照在山上时隐时现。从表面看上去，敌人摆出一副进攻的样子，还有一小股敌人顺着山腰偷袭我们阵地。但我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这种直觉来自于前面多次同敌人交战，特别是攻打1361高地中，越军在深夜逃跑前先朝对手开枪打炮实施火力侦察，麻痹对手，然后便隐蔽逃离阵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当即用指挥机向连长报告了当面敌人活动情况和我的分析判断，建议申请上级炮火，对企图逃跑之敌坦克和步兵实施袭击。同时，报告了敌人在图上的具体位置。连长说他们也看见了敌人坦克的灯光，听到了马达响的声音，同意我对敌情的分析判断。他和副指导员胡同友铺开军用地图确定敌人准确方位，向王佐明营长报告并申请炮火。临时夜宿“连指”阵地的军务股长朱建军，运用熟练的识图用图技术，很快从地图上确定了炮兵射击精确座标，向司令部报告了情况。不久，师122榴弹炮群和营属82迫击炮相结合，从我们背后不同地点、不同距离，向逃跑之敌实施了猛烈炮击。几十发炮弹风弛电掣般地尖叫着划破夜空，越过高山丛林，从步兵阵地上空飞向敌人逃跑的地点。我们听见了刺耳的爆炸声和敌人的喊叫声，还有坦克的碰撞声。同时看见一团团炮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上空。许多战士在堑壕里高兴地说，要是师炮团107火箭炮和军里130火箭炮也参加炮袭那就更好了。

图为：14军队41师炮兵群122榴弹在栋光向敌人实施猛烈炮击

不知道为什么，炮兵只打了几分钟便停止了，如果再来几个齐射，敌装甲部队的伤亡会更大。清晨7点半，全师由暂时防御转为向为麻地区进攻。公路右侧为一二二团，公路左侧为一二三团，齐头并进。一连和二连从一侧穿插到为麻地区攻打14号高地，三连奉命从菠萝山出发，沿七号公路左侧从正面向前推进。前行了约3公里，发现可疑村庄和一幢豪华的小洋楼。三排从山坡上向可疑目标进行了一阵扫射，尔后进村搜索，发现村里空无一人，豪华洋楼里有一台收录机和几盒磁带，几件军呢大衣和几箱越币及军徽章。三排长李云生用砍刀将大部分物品捣毁，少数战士只拿了些越币和军徽章留作纪念(后来得知，这里曾住有两名苏军顾问和一个越军特工大队）当我带尖刀排三排行至为麻地区朗勒西北侧公路桥时，发现桥下河边有一辆越军装甲车，前后履带被炸断，已失去运动能力。走近一看，这是辆中国制造的63式装甲车，车顶上有一挺重机枪，系六十年代我国援越抗美时期送给越南的。联想前面的战斗中，发现缴获越军的战利品里有许多中国生产的大米、罐头、雨衣、吊床、武器弹药等，战友们义愤填膺，怒火中烧。骂越南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吃中国的粮食，穿中国的衣服，拿中国的武器，打无偿支援他们的中国人。我从昨天在菠萝山缴获越军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上“一二三团三连缴获”八个字，叫新兵罗立刚用石头将纸条压在装甲车上。这样做是因为步兵根本没有条件拉回大型战利品。在栋光和东家搜剿敌人营房时，曾缴获敌人一堆武器弹药，因太多，步兵无法带走，我也是写好纸条放在枪管和通条之间的缝隙里。继续向敌人纵深前进的公路上，看见有许多炮弹坑，血迹、急救包壳、油渍、还有坦克和装甲车碰撞的油漆等，证明凌晨我们的炮火打得很准，敌人伤亡惨重，被击毁的坦克和装甲车不止一辆。如果我们的炮火不停下，再打几分钟，敌人装甲旅的伤亡会更大。

四、三十三年找装甲车梦想成真

原昆明军区十四军四十一师步兵一二三团三连，自1979年2月27日在越南为麻地区朗勒西北侧公路桥下缴获越军一辆63式装甲车，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2012年正式确认，经历了整整33年，当年率领尖刀排缴获该装甲车的我，也找了它整整33年。记得当年老连队从越南孟康县以北的炮台山，走小路边撤边再次打扫战场，撤回到祖国边境中寨，紧接着又奉命开赴交通闭塞、生活艰苦、敌情严重的中越边界老卡边防检查站，担任15号地区防御、抗击越军反扑的战斗任务，我被提升为三连指导员。在老卡战评总结中，有的同志曾提出把缴获越军装甲车作为战绩上报，可以提高连队荣誉等级。作为连队政治主官和党支部书记，我心里非常清楚连队是否上报缴获越军装甲车与评定连队荣誉的关系，包括与个人荣誉的关系，也希望连队能获得更高荣誉。但最后我选择了坚持按照上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战利品要见物”的要求，实事求是地上报战斗胜利成果，坚持“四个不上报”，即:凡是看不见，拿不准的战利品不上报；协助其它单位取得的战果不上报；炮兵火力支援的战果不上报；猜测和估计的战果不上报。由于战后没有看见缴获的越军装甲车，不知道也没有时间打听它的下落，就没有把这个重量级的战利品列入连队战绩上报。三连完成战斗任务撤到云南省通海县后，部队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幅度较大，我于1979年8月调到四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工作，翌年又到南京政治学校住校近两年。加之，战斗中用石头把我写的纸条压在装甲车上的战士罗立刚已牺牲等各种特殊原因，缴获装甲车一事鲜为人知，更谈不上什么宣传表彰。不仅过去昆明军区鲜为人知，军区和十四军的战斗总结报告、经验材料、典型战例里一字没提缴获越军装甲车，即便是对越作战已经胜利46年的今天，知道的人也比较少。据十四军四十一师原工兵科长严振平介绍:“当年我任师工兵科参谋，2月27日早上，我带工兵营侦察班(侦察班长庞永峰）沿7号公路侦察道路、桥涵、地雷场状况，发现公路右侧桥下河中有装甲车一辆，立即报告师工兵科。约一个小时左右，工兵科长谭孟唐、运输科长杨伟善、副科长罗富等几人到现场勘察，他们认为师的装备无能力将此装甲车吊上岸（河两岸是石料砌的档土墙），决定让配属四十一师的坦克团解决吊运，刚勘察完就遭到越军炮火袭击。”后来，由昆明军区配属四十一师的坦克团派坦克拖，步兵一二三团参谋长陆林治具体组织，将装甲车拉回了国内。先是摆放在昆明军区展览馆（后为云南省展览馆）的广场上，作为战利品供大家参观，后来送到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战斗日记里，记录着缴获越军装甲车的详细内容，九十年代初，我担任步兵一二三团政委，在组织编写团史时，把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缴获一辆装甲车的事写进了团史，但仍不知道这辆装甲车的下落。此后我提升为四十一师副政委、在西藏组建武警森林总队，又调到武警广西总队政治部工作，无论调到哪里工作，都没有忘记缴获越军装甲车一事，还经常向亲朋好友介绍缴获装甲车的战斗经过，并经常作为一个典型故事，运用到对师生进行的国防教育之中。2011年，时任武警森林指挥部主任王佐明少将（正军，1979年任一营营长），利用在北京工作的信息资源，终于在军事博物馆找到了装甲车。他写了缴获装甲车的回忆证明，又请原四十一师师长、后任十四军副军长的王英仕出具了证明，还有时任步兵一二三团参谋长陆林治、主攻连副连长的我和尖刀排三排长李云生等，也出具了缴获越军装甲车的证明。另外，还有十四军炮兵主任郭华武，时任四十一师作训参谋查振国，步兵一二三团军务股长朱建军等知情战友，也做了不少工作，终于在2012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圆了我33年寻找装甲车的梦想。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军事博物于2012年8月1日给四十一师政治部开具了批文，内容如下: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四十一师政治部:贵部向我馆赠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四十一师革命斗争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二三团团史》已收到，读后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你们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和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特别是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贵部一二三团一营在朗勒地区西北无名高地战斗中击毁并缴获的越军装甲车，至今仍陈列在军博前广场，是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此次捐赠的师史、团史，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翔实的历史资料，为我们进一步挖掘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更好的教育和激励广大观众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特复函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文物处

二0一二年八月一日

1979年2月27日缴获越军一辆63式装甲车，绝非我一人之功，而是在上级正确指挥下，许多参战军人共同战斗的结果。它不仅是三连的荣誉，也是一营和全团、全师、全军的荣誉。

如今，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胜利已经过去46周年，我从武警广西总队政治部退休也已经16年。经常听见有人对我说：“老郭，你亏得太多了！如果当年把缴获敌人装甲车的战果报上去，你早当英雄和将军了......”对此，我从不后悔，个人名利对我来说，如天上烟云无足轻重，乐在“尘世名利拂袖去，金戈铁马入梦来”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等到202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的时候，约上几个参战老兵上北京军事博物馆，再次看一看当年缴获敌人的这辆装甲车，同它合个影。（郭云疆）